瓷器上的自述文件

  要是你不懂瓷,還可以裝懂:捧起瓷器,注意用雙手,再小的東西也得用雙手,翻過來,端詳底足三十秒,然后小心放回原處。動作要柔緩,凝神靜觀,先是眉頭輕皺,然后微微一笑,盡顯大師風范。切記少說話,言多必失,若主人再三要你評論,無論如何,只能說兩個字:挺好。
  
  為什么看底足?因為這里有許多關鍵信息。底足多為瓷器的唯一露胎之處,可以辨別胎土;通過底足的旋切痕跡,可以判斷工藝。最重要的一點,許多瓷器底部有其自述文件:款識。
  
  公元251年,司馬懿平定了王凌動亂,病重的孫權托后事給諸葛恪,袁宜做了件青瓷虎子,還在上面刻了一行字:“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這件青瓷虎子是現存最早的有款識的瓷器,袁宜也成為最早留名的瓷器工匠。虎子于1955年出土于南京,陳列在國家博物館。我們常說的“國寶”只是民間說法,官方話語里叫“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其中有陶瓷32件,這件青瓷虎子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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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青瓷虎子 國家博物館
  
  虎子源于戰國的青銅臥式壺,漢和三國時的瓷虎子造型簡單,只是把提梁做成虎形。西晉后的虎子多用堆雕裝飾,把壺口做成怒目張牙的虎頭。虎子的用途,一說夜壺,可疑,誰會把要害伸進虎口呢?所以第二種說法可信些,虎子是古代提水器。
  
  并非所有瓷器上的文字都是款識,比如唐宋瓷器上常寫詩詞,起裝飾作用,屬于紋飾的一種。瓷器款識是記事性質的文字,那件青瓷虎子上的“赤烏十四年”記載制作年代,屬于陶瓷上出現最多的紀年款,“會稽上虞師袁宜作”是陶人款,記載工匠或者作坊身份。
  
  陶人款在戰國時的陶器上就出現了,那時的款識不刻在底足,多出現的器皿的肩腹部位。秦代的陶器上幾乎都能看到陶人款,這可不是工匠希望留名后世,而是質量追溯機制的一部分。《呂氏春秋》說,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器物要作者簽名,出事了便于追究。這時的陶人款往往還有官署名,比如“右司空嬰”,“嬰”是工匠名,“右司空”是管理他的官署,工匠出問題了,還會牽連到他的上級。著名的秦始皇兵馬俑,也在隱蔽處刻劃或戳印著工匠之名,“得”“疆”“系”等等,都是單字名,一共八十多人。
  
  秦朝滅亡后,陶瓷上的款識減少了,只是偶爾出現,而且形態自由多變。一方面因為官方陶瓷不再奉行秦代的酷法嚴刑,另一方面因為民間窯口增多,相對自由的工匠不再理會“物勒工名”的規矩。再看袁宜的虎子,想必他當時對作品很滿意,才躊躇滿志地刻上自己的名字,這時他的內心應該充滿了創作的愉悅,而不是前輩的戰戰兢兢。
  
  唐宋時陶人款,簡單的只署工匠姓氏或者作坊名,比如“張”“何家造”,還有作坊加器名的,比如“裴家花枕”“杜家花枕”。宋代磁州窯有一件白地黑花枕,上繪猛虎,枕上題“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筆于沙陽”,枕底題“張家造”,很齊全的陶人款,寫明了制作時間、工匠、畫師和作坊的名字。德化窯的脂粉盒底常有“功夫”兩字,比如“練八郎功夫”“頤草堂先生雕造功夫”,“功夫”在宋代大概有技藝之意。
  
  故宮藏有一件唐代白瓷瓶,腹上刻 “丁道剛作瓶大好”七個大字,明顯的自吹自擂。唐宋商品經濟萌芽,民營窯口之間出現競爭的態勢,許多作坊開始打起廣告來。比如有兩個長沙窯酒瓶,一個寫“卞家小口天下有名”,另一個升級成“鄭家小口天下第一”。雖然長沙窯沒留下文獻記載,我們從陶人款可以推斷,唐時長沙地區至少有兩家酒瓶企業,二者是冤家對頭,競爭時不惜用“天下第一”這種違反廣告法的詞匯。
  
  有一種私人訂制瓷,是要捐獻給寺廟道觀的,其上的款識稱為供養款。供養款是最長的款識,要寫時間人物籍貫和施舍器名,還要寫供養地,比如“佛前”“菩薩前”“關王老爺前”“土地神前”“三代宗親前”,施舍的目的也要寫上,古人的述求和今人差不多,多求闔家平安,財源廣進等等。比如北京故宮有一個明代青花螭耳瓶,瓶腹以青花寫有115字的供養款:“大明國直徽州府歙縣滾繡鄉孝行里潭濱禮堂大社居信士弟子黃舜耕室中孫氏前妻程氏朱氏男黃伯正媳婦吳氏女時娥時鳳孫女福弟接弟昭弟喜奉御香案前香爐花瓶燭臺壹副永遠供奉早賜男子合家清吉人眷平安壽命延長萬事如意福有攸歸皇明天啟元年孟秋月谷旦日”。
  
  元朝蒙古和色目官員多不識字,簽署公文時就胡亂畫幾筆,就像阿Q畫圈一樣。他們用的押印也多是圖案,此風氣又被漢人效仿,波及到了瓷器上。這種用圖案代替文字款識叫花樣款,或者花押款、花款、圖案款。花樣款主要用在景德鎮民窯,康熙早期一度禁止在瓷器上寫字,許多民窯便用花朵、白兔、八寶、博古一類的圖案落款,作為自己的商標,是花樣款的大發展時期。許多民窯的工匠不識字,又請不起寫款師傅,就由利坯工在碗底橫橫豎豎畫幾筆,聊勝于無,也屬于花樣款,俗稱“豆腐干”。
  
  南京出土過一件東晉青瓷盤口瓶,底部刻“罌主姓黃名齊之”,這是一種特殊的陶人款,書寫訂購者之名,又被稱為私款。古代私人訂制瓷器價格不菲,主人往往要寫上自己的姓氏,比如“某氏佳器”。光緒時曾有個很長的私款,“燕趙悲歌之士孔子后四十一癸卯制”,或說為孔子后人的定制瓷,可是四十一代圣裔生在唐朝,有穿越之嫌。再比如康熙朝出現的“若深珍藏”私款,到現在還有人用,這時就不再是私款了,而叫仿寫款。
  
  “府”字過去指官署辦公地,比如元代樞密院在景德鎮定制了大量卵白釉瓷器,款識就是“樞府”,樞密院主管軍事,相當于現在的國防部,元代奉行先軍政治,樞密院權力極大。“府”還指貴族和高官住宅,這些人的定制私用瓷器被稱為王府款。定窯遺址出土過一個宋代白釉碗,底款是“五王府”,是現存最早的王府款。明代的王特別多,官窯也給他們燒造瓷器,流傳下來的有“晉付上用”“曠府佳器”等等。清代王府瓷不多,比較著名的有“定王府制”底款,定王是載銓,乾隆的玄孫,道光朝的重臣。載銓室名行有恒堂,他還定制了許多以“行有恒堂”為底款的瓷器、紫砂壺和銅香爐。
  
  比府高一級的就是殿了,皇帝住的。宋代皇室所用的定、汝、鈞窯瓷器都出現過殿名款,比如“奉華”“德壽”“聚秀”“慈福”“壽成殿皇后閣”等等,都是宋代宮殿名。其中汝窯和定窯的底款是瓷器進宮后,由宮廷玉匠刻于器底的,部分鈞窯瓷器是燒造前由瓷工刻的。許多宋瓷在清代又被刻了一次,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二十一件汝瓷,其中十三件被乾隆刻了打油詩。清宮里宋代鈞瓷數量多,被陳設到幾大宮殿里,又被刻上了“養心殿”“重華宮”等等底款,還有個有趣的規律,殿名款都是豎刻,宮名皆橫刻。區別在于,殿是帝王理政之處,比如清代大典在太和殿;宮為皇帝及嬪妃的起居處,如康熙住乾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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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大雅齋”款粉彩紫地花鳥文蓋盒 臺北故宮博物院
  
  室名款,在瓷器上寫主人的住所或書房名,最多是某某堂制,還有齋、軒、樓、館等等。清末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里說,瓷款之堂名,齋名者,大抵有四類,一為帝王,一為親貴,一為名士而達官者,一為雅匠良工也,也許可以概括成兩大類,一是工匠款,二是私人定制款。比如珠山八友的劉玉岑,在瓷器上落款“飲冰齋制”,本書作者制瓷也忝稱“有泉堂制”,這時室名款相當于工匠或作坊的商標。
  
  室名款出現在明嘉靖,到清代發展成最紛繁蕪雜的種類,耿寶昌先生統計過,僅康熙年間就有一百二十多種之多。有些款一目了然,比如“內膳房”“外膳房”“大茶房”,更多是無聊的理學色彩,比如“明遠堂制”“浩然堂制”“澹寧齋制”,偶爾也有漂亮的,據說大學士明珠(納蘭性德之父)的私家瓷底款為“風流宰相家”。
  
  瓷器還是奢侈品的時候,許多達官顯貴熱衷于定制私款瓷器,這種風氣一直持續到民國。袁大總統用過“頤壽堂”和“樂古堂”,稱帝后用 “居仁堂制”“洪憲年制”;徐世昌私款為“靜遠堂制”;曹錕私款很多,“延慶樓制”“退思堂制”“慎德堂制”“昭德堂制”“大德堂制”。
  
  上古時的工匠就經常在器皿上寫些吉利話,如漢代的陶罐上有“日出大萬”。所謂“秦磚漢瓦”,陶瓦當是秦漢代藝術之典范,上面也有許多吉語,如“長樂未央”“飛鴻延年”等等。后來吉語也被寫在瓷器上,一些發展成紋飾,例如有件晉代瓷壺上寫著“元康出始寧,用此罍,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好話都說盡了。還有許多寫在瓷器底足的吉語,雖沒記述功能,也被視為款識,叫吉言贊頌款。有的吉言款只有一個字,比如“福”“祿”“壽”“喜”,又以四字居款多,比如“福祿壽喜”,還有吉言和紀年款混合的,如“萬歷年制德化長春”。有單純的祝愿,比如“萬福攸同”“天下太平”,還有自夸和祝愿結合的,如“富貴佳器”,用此佳器,即可富貴。
  
  類似文字游戲的吉言款,比如借口款,源自漢代銅錢,在瓷器底足畫一枚銅錢,左右寫“矢”“佳”上下寫“五”“止”,四字共用銅錢中心的“口”,組成“唯吾知足”。“清心也可以”最俏皮,在杯蓋上寫一圈,無論從哪個字開始讀,都是一句通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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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越窯“官”字款罐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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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窯白釉“新官”款菱口盤 上海博物館
  
  瓷器上最早的官方款識出現在唐代越窯秘色瓷上,有“官”和“新官”兩種。“官”指太官署,隸屬于光祿寺。光祿寺是古代主管宮廷膳食的部門,相當于現在的廳局級單位,太官署負責操辦宴會,正處級。太官署要擺酒席,肯定要餐具,于是發起了政府采購。從唐代到北宋,太官署先后從越窯、定窯、耀州窯、赤峰窯定制了大量瓷器,并在瓷器上刻了“官”或“新官”字押記。
  
  從民間訂制瓷器的政府部門還有許多,唐邢窯上出現過“翰林”款,是翰林院訂制的;宋代曲陽窯有“尚食局”款,也屬于光祿寺,與太官署平級,主管皇帝日常飲食;元代有“樞府”款,軍隊定制瓷;宋代磁州窯有“太平館”“仁和館”款,據查都是驛站。
  
  眾多政府采購瓷器中,以“官”字款最多,曾經在長安遺址中一次發現33件定窯官款白瓷。現存的“官”定窯款瓷器,有的紋飾精致,還會扣金鑲銀,有些就粗糙許多,明顯不合官方標準。這種現象也出現在宋代建盞上,建窯貢品底款為“貢盞”和“進盞”,一部分是雋秀的瘦金體,另一部分則字跡狼藉。那么我們可以做出推論,唐宋民窯在接到官方訂單后,會把官家款識刻到低檔民用瓷上,以自抬身價。
  
  還有證據,韓國海域的沉船上發現了“官”款定窯瓷瓶,廣東海域的沉船上有“進盞”款的建窯碗,這些明顯是出口瓷,而且前些年在埃及還發現了“官”款白瓷。可見唐宋時許多窯口冒充官樣瓷器,官府對此是寬容的,起碼沒有明令禁止。后來鳳陽出了個朱皇帝,事情起了變化,朝廷嚴禁民間仿造官樣瓷器: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貲,丁男充軍。知而不告者,連坐。
  
  明以前白瓷青瓷的款識是刻的,磁州和長沙窯有畫面,款識就用畫筆寫;明清款識多手寫,只有極少數刻款。從款識的位置看,明以前隨機出現在任何部位,比如“官”字款可以刻在瓷器的口、頸、腹、內底、外底;而明清款識多出現在外底。字體方面,明以前有楷、隸、行書,明后正楷和小篆居多,變得嚴謹工整,與自由奔放唐宋款識相比,會讓人產生一種離奇的錯覺:明清和唐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文明。
  
  明代朝廷有正式官窯,統一燒造官府用瓷。理論上民窯是不能仿制官窯的,所以不再需要唐宋時的官押款,取而代之的是紀年款,比如“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這些款識是由專人書寫的,短朝可能只有一個人,長的比如乾隆,有幾個人。他們的私人筆跡是有規律可循的,這些規律又成了后世判別官窯瓷器真偽的重要線索,這就引出了古陶瓷鑒定學中最無聊的必修課:明清官窯款識鑒定。
責任編輯:小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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